[转帖]客家的经济.文化与民性 经济, 客家, 辛亥革命, 太平天国, 孙中山

庄志文

一、客家人穷


1996年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有位学者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自近代以来，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后来国共双方，一直到今天的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各国，都有大批客籍政要。可以说，客家人在政治上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经济上，客家人还远远谈不上成功。与周边的族群相比，其经济实力比不上广府人、比不上福建人，也比不上潮汕人，为什么？

时间过去十年，以今天的状况来看，广东客家人与周边族群比，还是穷！这个穷，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是经济落后地区，几乎所有的客家县都是穷县。笔者不想浪费篇幅来引列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例如GDP、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等等。尽管地方官员想尽了办法出数字，仍然没法掩盖一个事实：客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这里面，可能还要指出一个例外：深圳的客家地区。由于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深圳有不少客家区域进入了现代化，成就骄人。但同样的，笔者也要指出，即便是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剩下的“相对贫困”地区，仍然是客家人聚居区多，“相对发展滞后”的地区，仍然是客家地区！

二是客家人打工的多，老板少。这一点，只要到工厂的生产线上一走就能明白。珠三角大量的外来工，多是外省的，如果是本省的，多数是客家人。相比之下，潮汕人打工的比例就非常少。走到市场、菜场、水果批发场、甚至走街卖水果的小贩，一交谈，都是潮汕人。从肩挑贸易，到开店经商，生意大小，都要自己作主，从小做到大。以比例来看，潮汕人老板多，打工的少，而客家人反是。

三是客家大老板少。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二十五年的开放改革，涌现了不少客家的经济精英。但是，在各行各业里，客家人能占居“行尊”地位的，似乎没听说过。而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客家人中至今尚未出现世界级的富豪！二十多年来，我们经常所说曾宪梓、姚美良等人的大名，可是论经济实力，他们排在什么位置呢？还有目下国内排得上的富翁中，究竟有几位是客家人？排上去的，凤毛麟角的，目下的发展趋势又如何？即便是港、澳、台这个富翁集中的圈圈里，客家大富豪也是“珍稀动物”！

概言之，我们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相比周边族群，客家人经济实力不如人，处在落后地位。

这样，我们就有了下面的问题：


二、客家人为什么穷？


那位新加坡学者给出的答案是：客家人服膺儒家文化，其价值观制约着客家人的经济发展。

这个答案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笔者觉得过于单薄了。客家的穷，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文化因素，也有非文化因素，总结大端，有如下四方面：

（一）地缘劣势

以广东为例，族群分布大致呈四级台地：潮汕人沿海边分布；广府人在水边分布；客家人在山边分布；畲、瑶、壮等少数民族居深山里头。

客家人的聚居地，与畲、瑶相邻。畲、瑶住在大山上，客家住在大山边的丘陵地区，通常也叫山区，就算是清康熙年间迁海复界到达沿海地区的那些族姓，也大体上住于山边。展望闽、粤、赣三边客地，可以说，客家人都住在山边。

这样的地理位置，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叫“老、少、穷、边、山”。因为山，所以边，所以往往是老区，往往是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是畲、瑶地区，现在与畲、瑶邻居，通常也是贫困落后地区。

山区穷，原因有几方面：

1、物产不丰。近数十年来，由于政策的原因，此点更加突出，下文再述；
2、交通不便，讯息闭塞。

一个地方的富，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一是自身的物产丰饶，可以坐享其成；二是能集聚他处的财富。这种地方往往是交通要道，津梁都会。例如香港，当年中国大陆封闭，只留一条孔道与世界接触，一国财富，集聚到弹丸之地，怎么不是富甲一方呢？又如今日之香港，大陆全面开放，北中国的进出口不必南来，还想有当年盛景，就不太可能！第三种情况是二者并有。这种情况今日也不少，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城市群，既是制造业中心，又是交通枢纽，但这是近代的事。

客家地区的交通不便，加上由之带来的讯息闭塞，使自身本来不丰的资源也难以转换成为经济优势，在许多地方都制约着经济发展。近年许多地方提“想要富，先修路”，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3、耕地有限

南方山区可供开垦种植的土地相当有限。在水稻耕作对水源的要求下，尤其如此！到客家山区考察，这一点印象强烈、鲜明！梯田沿山层层而上，有几尺宽，有水源的，都被开垦完毕。客家地区常有“笠蔴坵”，“簑衣坵”的故事，说耕田的，数来数去还是少了一丘田找不到，要走的时候，拿起地上的“笠蔴”、“簑衣“，发现下面盖着一丘田！从这个流行的故事里，我们可看出饥饿煎迫下的客家人，对山区土地的利用，精细到什么程度！今年，有机会到揭西县上砂镇走了一下，看着那些延伸到山上的梯田，感慨良多！只有在那种地方，才能明白客家先人对土地的珍重、依赖，也只有在那种地方才能明白土地对客家人的价值。客家人是个农耕族群，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客家人本来就是安土重迁的，使他们迁移的原因只有土地。山区的土地，由于人口增殖，很快就开垦完毕。为了生存，客家人时刻在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宋元以下，客家的迁徒，绝大多数是土地的诱因。这里包括从江西、福建往广东的移民，包括湖广填四川，也包括迁海复界的移民。以往的客家研究，对这方面的原因，注意得实在不够！

作为对比，广府人与潮汕人就幸运多了。珠三角地区，如南海、中山、顺德、许多地方都是宋元以后成陆的，佛山的许多地名，甚至迟至明清才出现。三江流水，给这一地区带来肥沃的泥土，使土地不断扩展。上世纪六十年代见过一个资料，珠海万顷沙一带，陆地的推进达每年105米的速度。不断增殖的土地，给广府民系带来的是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还有，潮汕平原，韩江三角洲在明清时代也是举目膏腴，随处都是可以垦植的沃土，而且也随着江水来泥和海面下降而增殖。这就是为什么广府族群和潮汕族群比较起来较少迁徒的缘故！

4、容易遭受自然灾害

客家人的土地在山边，无论是水作，还是旱作，比较起来，都比较容易遭受自然灾害，能够旱涝保收、自流灌溉的田地不多。开畲旱作就成为重要的补充，一些地方甚至以旱作为主。旱禾、木薯、玉米、番薯、高梁、粟子都是重要植物。大部分田地，都“望天打卦”，“靠天吃饭”。一但天时失常，往往造成饥荒。潮州、揭阳、丰顺等地1943年的旱灾，造成人口损失和比例失调，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影响到农业收成，使客家人挣扎于温饱线上，难于得到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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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志文

（二）业缘劣势

今日广东的族群中，居海边的潮汕人做商业，居水边的广府人做工业，而居山边的客家人做农业。

从历史上来看，也可以找到渊源。潮汕人在海边讨生活，尽管也有数量不等的农民，但居海食海，航海、耕海的人亦复不少。尤其是泉州、漳州、潮州、汕头以下，一直到徐闻、海康的“黎话”（实际上也是闽南话）人群居住的地方，历史上都是通商航道，沿岸罗列良港，遍布巨埠，往来各国的富商巨贾。擅渔盐之利，收商贾之羡，一直是闽南人的传统职业。经过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停顿，一旦放开，潮汕人群而经商，可说是“商业族群”。而潮汕的农民传统上也有商业生产意识，潮州柑、橄榄和其他潮州果品，还有陶瓷、潮绣等手工业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

广府人中，自然也有不少农民。但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广邈肥沃的珠三角，居然没有多少时候是粮食自给的，常常要从广西或其他地方运粮补充。其原因何在呢？原因在工商的发达，在市场经济导向对珠三角农业的巨大影响。在广东的历史上，最早的善于经商的族群是广府人。汉代以后，在很长的历史中，广东都是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外贸进口香药、奇珍，出口丝绸、陶瓷；内贸最大宗的货物是盐和铁，都是官营或官控的主要财源。广府人官商结合，穿一条内裤出门，赚万两黄金回家。自广州沿北江溯源至乐昌老坪石，至南雄县城，沿线最宏丽的会馆都是“广同会馆”。除了商以外还有“工”：天下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陶瓷业和铸铁业都是天下驰名的。今日的佛山老城下，厚厚的填着一层耐火砖，以致佛山的地下水都是不能吃的，据说还带着“火气”。从佛山这种早期的“工业污染”的程度，可想见当年的繁华。商业的发达，还影响到农业，珠三角的传统农业从来都没有“以粮为纲”。水田地区，到处是鱼塘，养的是“鱼花”。珠三角的鱼苗远销湘、赣，成为传统产业。鱼塘基，种植的是葵、甘蔗、蕉、果树。葵可制扇，蔗可榨糖，蕉果也获利。这种“三基鱼塘”是珠三角农业的传统模式。

反观客家人，其生计就单纯多了。除了五华人“硬打硬”，打铁、打石、补锅和兴宁人做点小生意以外，剩下的就是吃饭农业，种粮食，少部分吃山，工商业高度不发达。1949年以前如此，1979年以前如此，近二十几年来也没有很大改观。最近一段时间，笔者到粤东北的几个县走了一下，发现原有的工业没了，现在增加的工业很少，不少农田荒芜，连农业也在“破产”边缘，实在可叹！

在现代社会，守住农业不动必然贫穷！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现代化的进程，在初期必然导致农业凋零。当今现代化的三项指标，居然有两项与农业的指数下降有关：一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如美国，只占总人口3%；二是农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少。比较这两项数值，中国落后于美国100年，落后于英国200多年。客家族群都是农业人口，靠农业吃饭，自然就成了“欠现代化族群”和“扶贫对象”了！

（三）身份劣势

客家人的生计主要是农业，是农业族群。非常不幸的是，恰巧又碰上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各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以农业提取的，用广大农村的落后，来换取和形成城市的工业化，中国也不例外。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从五十年代开始，“剪刀差”政策，“统购统销”从农民身上提取了巨额的财富。在共和国开初的三十年中，农民用血汗以至生命，扛住了这个国家，在本来就拮据的生活中，节衣缩食，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加上公有制的实行，广大农村本来就稀薄的财富更加淡白！山上有林，但森林是国家的，就算是自己的山，砍伐也要指标，运出城去，一路上还有数不清的关卡！山里有矿，矿产也是国家的，私人开不了。集体想开，也困难重重！这几十年，矿难重重，矿斗也重重，国营矿想尽办法不让私人采，私人想尽千方百计采，利益的博奕，正未有穷期！山间有水，也是国家的，就算让你搞水电站，也需要资金！其他方面的，就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曾几时，连种点小菜、养几只鸡也要挨斗！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照搬苏联的集体农压，更使农民成了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几千万人命的代价，将来历史上淡淡的一句“一次代价重大的社会实验！”，不亲身经历，焉知其中甘苦。时至今日，农民与城里人相比，只有1/6的经济收入，1/10的文化生活，1/4的政治权利。客家问题，基本上是“三农问题！客家的贫穷，根源之一就是几十年来的制度和政策！

随着农村的贫困和教育、就业、阶层流动的公平、正义缺位，客家人耕读传家的传统正在面临挑战！贫困化使孩子们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不少人才在萌芽中夭折！一个农民的孩子，即使能完成大学的学业，能否顺利就业也还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有什么用？读了又如何？漫说艰难的生活，一个农民家庭供养孩子读书本身就是沉重的负担！于是，一个个辍学流向城市，走向生产线，客家人成了打工族！当青春流逝之后，有两条路：幸运的，在城市留下来，居于贫民窟！大部分，回到农村，又周而复始地开始第二代人的故事！

幸好，近年中央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让人看到了希望，富起来的城市人开始有“反哺”的想法，使人心暖！但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制度的合理，让农民拥有国民、公民应有的权利，让他们有平等的身份，有行动的自主，去创造、获取自己的财富！

（四）文化落后

这一点，可用一句话概括：进入市场经济，文化仍停留于农耕时代！客家人最突出，最自翊的传统是“耕读传家”，在现代社会中，客家人的文化问题却产生于这个传统：

先说“耕”。客家人居处山区，耕的方式主要是小水源水稻耕作。经常性地面临水源、耕地、山场、风水一类的争端。宗族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是有效的人口群数量，因此在客家的文化中人口增殖成为最大诉求，聚族而居——大人口群聚居成为其生存的必然选择，而维持大人口群的共同生存是最大的课题。客家人的祖灵崇拜、宗族组织、价值观和伦理规则甚至民居，都为此目的而设。家族集体主义是其伦理本位，等级服从天经地义，取义而不求利也就顺理成章。这种价值观和伦理体系，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中，是其生存的需要和必然选择。但在今日自由主体平等逐利的市场经济中，这种价值观和伦理却大大有碍于客家人的经济发展！

再说“读”。客家人世代书香、崇尚文教，读圣贤书，学而优则仕，这是客家人的骄傲！但，那些圣贤之书，多是为皇帝老子和封建贵族服务的谎话！封建社会是由两个三角形构成的菱形社会。一个是人口正三角，底边是民众，上面是皇帝一人，中间是大大小小的贵族官吏，形成等级制度，层层统治。另一个是资源倒三角，处于底边的人数量多的民众拥有最少的生存资源，还不断地被要求勤劳节俭，节衣缩食，将资源交给皇帝、贵族官吏们尽情挥霍！纳贡时代的政治统治靠两手：一手是屠刀，不服从者诛尽杀绝，留下顺民加以奴役；另一手是欺骗，儒家为经，道家为纬，在文化上进行统治，编造谎言称皇帝老子君权神授，负有天命，是降临到人间的大神，天生就要奴役天下臣民，人人必须服从。道家的分工侧重于将君命神圣化，制造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儒家的分工侧重制造神权政治下的等级伦理关系，称为天经地义！客家人读如此“圣贤书”，久而久之，也就甘作皇家奴。忠、孝、节、烈是儒家推崇的标准人格，忠诚、服从、知足、本份也就成为客家的民性。

从“耕”生成的文化，与从“读”得来的文化，其实又是一致的。家庭的放大，就是国家。家族以祖灵为中心，为尊贵；国家以炎黄作凝聚，为先祖。家族有族长为最高权威，国家有皇帝为最高权威；家族有血缘作纽带，也有改姓认同；国家以同姓分封，兼以赐姓裂土。因此，纳贡时代的中国以家为国，皇帝又以国为家。家与国的文化，从价值观到行为规范都高度一致。客家人耕读传家，两方面的需求和意志上下交征，不断重复之下，传统文化深入骨髓，传统人格也久已定型。到今天走入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市场经济社会，难免有文化人格的障碍！

以市场经济的需要来看，客家人的最大缺陷有二：一是缺乏自主性的人格。在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染之下，客家人养成忠诚、服从、知足、本份的性格，是最好的雇员人格。但缺乏自主精神，使客人的社会角色取向定型，选择助人成事的臣仆角色。客家精英尽管拼命读书，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毕业，最后或作公务员、或作企业白领，都是这一角色选择的结果，至多能算是高级“打工仔”！而大多客家人出城成为打工族，更是顺利成章！此点与潮汕、广府族群比较，差别鲜明！

二是取义而不取利的价值观。客家人读圣贤书，“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古训深入骨髓。这本来是传统的高贵品质,可是在市场经济中羞于言利，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格障碍了。羞于言利，使客家精英缺少追求财富的积极精神，讲到钱，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说不出口。既影响角色的选择，也影响行为决策，使客家人失掉了许多机会。

另外一点，客家人崇尚文教，圣贤书读得多，养成本份服从的性格，守规矩、清高，这一点本来也是优点。二十五年来，造假糖果、假烟、假酒、假货，假发票、假钞票、走私、骗税、偷蒙拐骗，基本上都没客家人的份。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可谓“顺民”！但反过来论，也表现出安于现状，怯于冒险，缺少进取和创新精神，不善把握机会！这一点，在社会转型、体制转换、不太讲规矩的最近二十多年中，使客家人吃足了亏! 俗语说“老实人吃亏”，这话用到客家人身上，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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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志文

三、客家族群的出路


以上谈到客家人穷的四个原因，前三个是客观的,后一个是主观的，客家人自身的问题！

客观的方面，应当通过努力改变；主观的，应该自主改变。

居住山区，有地缘劣势，但目前正在改变。近年客家地区的交通、通讯设施有不少地方已进入现代化，情况正在改观。而且随着政策、制度的改善，山区资源的开发权利，正在交还给农民，其后继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例如山地的长期承包，辅以造林植树之后的砍伐支配权的配套，应当也是顺理成章的。山区矿产的开发、水源的利用等等，也正在为农民带来益处。问题是，一方面人们看到了山区、农村资源的价值，正在加大投资和承包力度，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同时又在进行“城镇化”，进行新一轮的社会整合试验，用各种办法引导农民放弃土地，到城镇集中居住。实际上，这种方式的所谓“扶贫”在非洲、在美洲已有不少试验，还未有成功的案例。而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多数是形成巨大的贫民窟。在中国这个人口基数极大的国度，如果就业问题没有把握解决，城市化的进程就应当缓行、慎行。客家人与其走出家园，去做城市贫民，倒不如想法发展种植和工副业，还可保证衣食无忧。而且，随着政策的一步步放开，山区的旅游资源、水资源、动植物、矿产资源的开发，山区仍然大有可为！

第二个方面，做农业，而且在小水源的山区做粮食农业，只能手工操作，半机械化就算不错，算起成本，效率太低。目下许多农田荒芜，就是农民计算之下无奈的决策。然而，一些地方的农村，就在种植业上也能致富。例如粤北乐昌九峰一带，还有翁源等地的蔬菜业，发展三高农业就带来不少收益。现代科技发展，种植养殖业的产量大大增长，但品质却不断下降。正所谓“肉无肉味，菜无菜味”。客家山区山青水秀，没有工业污染，为什么不乘此机会大大发展绿色食品基地，种菜、种果、养鱼、养猪、养羊、养牛都大有可为！生态农业加上旅游服务、餐饮、特产和农产品加工业，山区农村也前景广阔。问题在于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必要的技术支持。而客家人自己，应当有明确的意识，改变自己过于单一的农业生计，多发展工商业和其它第三产业，才能真正致富。

第三个方面，农民的身份劣势以及制度原因，经过近年学者们的大声疾呼，已经震动“天听”，当前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的提出，与之有关。随着改革的进展，这方面的情况当会慢慢有所好转。客家人本身，应当有更强的政治参与意识，拥有自己的利益表达渠道，争取宪法、法律和社会制度上平等的国民待遇。否则被动地等人恩赐，就会永远处于弱者地位！

而第四方面，文化和民性的方面，作为客家人落后的主观原因，客家人自身至今还未能正视！客家学自诞生之日，任务就是争取客家族群的正统文化地位，消除对客家人的身份歧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学科发展水平上，选择论证客家人纯正中原血统和中原文化正统传人的路由，无可厚非！今天，形势已发生变化，客家学的任务应当更新！但还有不少客家人把宣传的、追求的当真，甚至把落后的也当宝，某种程度的“族群自大”意识也时有流露，甚至见诸媒体报端！至于美化自身，更是时下主流。不自觉中，使自己，使他人在自我欣赏中迷醉，处落后而不自知、不愿知、不敢面对！

比较当下广东的三大族群，客家人守在传统文化上基本不动，走到哪里穷到那里；潮汕人商业品性最足，也最“远儒”，二十余年来大起大落，敢进取也冒险，敢于把握机会，但把传统的东西丢得太多，发展不稳，现在状况也不太好；广府人的文化，传统的有一些，现代的也有一些，二十余年来稳步发展，做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其经验值得借鉴！

比较之下，各个族群都有长处。就客家人来说，崇文教、守规矩、重情义、好宾客、是文明程度很高的族群，以其文明素质与亲和力，如果能够坚持长处，认识弱点，努力学习别人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文化，在现代文明意识上猛进一步，理直气壮求富，挺直腰板自主，改“取义不取利；专门利人、毫不利已；讲奉献，不言索取”为“义利兼修；利已利人；既能奉献，也会索取”，改臣仆角色为现代公民，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人格转换，那么，未来就是客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