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业缘劣势
今日广东的族群中,居海边的潮汕人做商业,居水边的广府人做工业,而居山边的客家人做农业。
从历史上来看,也可以找到渊源。潮汕人在海边讨生活,尽管也有数量不等的农民,但居海食海,航海、耕海的人亦复不少。尤其是泉州、漳州、潮州、汕头以下,一直到徐闻、海康的“黎话”(实际上也是闽南话)人群居住的地方,历史上都是通商航道,沿岸罗列良港,遍布巨埠,往来各国的富商巨贾。擅渔盐之利,收商贾之羡,一直是闽南人的传统职业。经过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停顿,一旦放开,潮汕人群而经商,可说是“商业族群”。而潮汕的农民传统上也有商业生产意识,潮州柑、橄榄和其他潮州果品,还有陶瓷、潮绣等手工业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
广府人中,自然也有不少农民。但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广邈肥沃的珠三角,居然没有多少时候是粮食自给的,常常要从广西或其他地方运粮补充。其原因何在呢?原因在工商的发达,在市场经济导向对珠三角农业的巨大影响。在广东的历史上,最早的善于经商的族群是广府人。汉代以后,在很长的历史中,广东都是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外贸进口香药、奇珍,出口丝绸、陶瓷;内贸最大宗的货物是盐和铁,都是官营或官控的主要财源。广府人官商结合,穿一条内裤出门,赚万两黄金回家。自广州沿北江溯源至乐昌老坪石,至南雄县城,沿线最宏丽的会馆都是“广同会馆”。除了商以外还有“工”:天下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陶瓷业和铸铁业都是天下驰名的。今日的佛山老城下,厚厚的填着一层耐火砖,以致佛山的地下水都是不能吃的,据说还带着“火气”。从佛山这种早期的“工业污染”的程度,可想见当年的繁华。商业的发达,还影响到农业,珠三角的传统农业从来都没有“以粮为纲”。水田地区,到处是鱼塘,养的是“鱼花”。珠三角的鱼苗远销湘、赣,成为传统产业。鱼塘基,种植的是葵、甘蔗、蕉、果树。葵可制扇,蔗可榨糖,蕉果也获利。这种“三基鱼塘”是珠三角农业的传统模式。
反观客家人,其生计就单纯多了。除了五华人“硬打硬”,打铁、打石、补锅和兴宁人做点小生意以外,剩下的就是吃饭农业,种粮食,少部分吃山,工商业高度不发达。1949年以前如此,1979年以前如此,近二十几年来也没有很大改观。最近一段时间,笔者到粤东北的几个县走了一下,发现原有的工业没了,现在增加的工业很少,不少农田荒芜,连农业也在“破产”边缘,实在可叹!
在现代社会,守住农业不动必然贫穷!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现代化的进程,在初期必然导致农业凋零。当今现代化的三项指标,居然有两项与农业的指数下降有关:一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如美国,只占总人口3%;二是农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少。比较这两项数值,中国落后于美国100年,落后于英国200多年。客家族群都是农业人口,靠农业吃饭,自然就成了“欠现代化族群”和“扶贫对象”了!
(三)身份劣势
客家人的生计主要是农业,是农业族群。非常不幸的是,恰巧又碰上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各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以农业提取的,用广大农村的落后,来换取和形成城市的工业化,中国也不例外。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从五十年代开始,“剪刀差”政策,“统购统销”从农民身上提取了巨额的财富。在共和国开初的三十年中,农民用血汗以至生命,扛住了这个国家,在本来就拮据的生活中,节衣缩食,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加上公有制的实行,广大农村本来就稀薄的财富更加淡白!山上有林,但森林是国家的,就算是自己的山,砍伐也要指标,运出城去,一路上还有数不清的关卡!山里有矿,矿产也是国家的,私人开不了。集体想开,也困难重重!这几十年,矿难重重,矿斗也重重,国营矿想尽办法不让私人采,私人想尽千方百计采,利益的博奕,正未有穷期!山间有水,也是国家的,就算让你搞水电站,也需要资金!其他方面的,就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曾几时,连种点小菜、养几只鸡也要挨斗!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照搬苏联的集体农压,更使农民成了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几千万人命的代价,将来历史上淡淡的一句“一次代价重大的社会实验!”,不亲身经历,焉知其中甘苦。时至今日,农民与城里人相比,只有1/6的经济收入,1/10的文化生活,1/4的政治权利。客家问题,基本上是“三农问题!客家的贫穷,根源之一就是几十年来的制度和政策!
随着农村的贫困和教育、就业、阶层流动的公平、正义缺位,客家人耕读传家的传统正在面临挑战!贫困化使孩子们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不少人才在萌芽中夭折!一个农民的孩子,即使能完成大学的学业,能否顺利就业也还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有什么用?读了又如何?漫说艰难的生活,一个农民家庭供养孩子读书本身就是沉重的负担!于是,一个个辍学流向城市,走向生产线,客家人成了打工族!当青春流逝之后,有两条路:幸运的,在城市留下来,居于贫民窟!大部分,回到农村,又周而复始地开始第二代人的故事!
幸好,近年中央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让人看到了希望,富起来的城市人开始有“反哺”的想法,使人心暖!但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制度的合理,让农民拥有国民、公民应有的权利,让他们有平等的身份,有行动的自主,去创造、获取自己的财富!
(四)文化落后
这一点,可用一句话概括:进入市场经济,文化仍停留于农耕时代!客家人最突出,最自翊的传统是“耕读传家”,在现代社会中,客家人的文化问题却产生于这个传统:
先说“耕”。客家人居处山区,耕的方式主要是小水源水稻耕作。经常性地面临水源、耕地、山场、风水一类的争端。宗族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是有效的人口群数量,因此在客家的文化中人口增殖成为最大诉求,聚族而居——大人口群聚居成为其生存的必然选择,而维持大人口群的共同生存是最大的课题。客家人的祖灵崇拜、宗族组织、价值观和伦理规则甚至民居,都为此目的而设。家族集体主义是其伦理本位,等级服从天经地义,取义而不求利也就顺理成章。这种价值观和伦理体系,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中,是其生存的需要和必然选择。但在今日自由主体平等逐利的市场经济中,这种价值观和伦理却大大有碍于客家人的经济发展!
再说“读”。客家人世代书香、崇尚文教,读圣贤书,学而优则仕,这是客家人的骄傲!但,那些圣贤之书,多是为皇帝老子和封建贵族服务的谎话!封建社会是由两个三角形构成的菱形社会。一个是人口正三角,底边是民众,上面是皇帝一人,中间是大大小小的贵族官吏,形成等级制度,层层统治。另一个是资源倒三角,处于底边的人数量多的民众拥有最少的生存资源,还不断地被要求勤劳节俭,节衣缩食,将资源交给皇帝、贵族官吏们尽情挥霍!纳贡时代的政治统治靠两手:一手是屠刀,不服从者诛尽杀绝,留下顺民加以奴役;另一手是欺骗,儒家为经,道家为纬,在文化上进行统治,编造谎言称皇帝老子君权神授,负有天命,是降临到人间的大神,天生就要奴役天下臣民,人人必须服从。道家的分工侧重于将君命神圣化,制造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儒家的分工侧重制造神权政治下的等级伦理关系,称为天经地义!客家人读如此“圣贤书”,久而久之,也就甘作皇家奴。忠、孝、节、烈是儒家推崇的标准人格,忠诚、服从、知足、本份也就成为客家的民性。
从“耕”生成的文化,与从“读”得来的文化,其实又是一致的。家庭的放大,就是国家。家族以祖灵为中心,为尊贵;国家以炎黄作凝聚,为先祖。家族有族长为最高权威,国家有皇帝为最高权威;家族有血缘作纽带,也有改姓认同;国家以同姓分封,兼以赐姓裂土。因此,纳贡时代的中国以家为国,皇帝又以国为家。家与国的文化,从价值观到行为规范都高度一致。客家人耕读传家,两方面的需求和意志上下交征,不断重复之下,传统文化深入骨髓,传统人格也久已定型。到今天走入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市场经济社会,难免有文化人格的障碍!
以市场经济的需要来看,客家人的最大缺陷有二:一是缺乏自主性的人格。在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染之下,客家人养成忠诚、服从、知足、本份的性格,是最好的雇员人格。但缺乏自主精神,使客人的社会角色取向定型,选择助人成事的臣仆角色。客家精英尽管拼命读书,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毕业,最后或作公务员、或作企业白领,都是这一角色选择的结果,至多能算是高级“打工仔”!而大多客家人出城成为打工族,更是顺利成章!此点与潮汕、广府族群比较,差别鲜明!
二是取义而不取利的价值观。客家人读圣贤书,“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古训深入骨髓。这本来是传统的高贵品质,可是在市场经济中羞于言利,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格障碍了。羞于言利,使客家精英缺少追求财富的积极精神,讲到钱,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说不出口。既影响角色的选择,也影响行为决策,使客家人失掉了许多机会。
另外一点,客家人崇尚文教,圣贤书读得多,养成本份服从的性格,守规矩、清高,这一点本来也是优点。二十五年来,造假糖果、假烟、假酒、假货,假发票、假钞票、走私、骗税、偷蒙拐骗,基本上都没客家人的份。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可谓“顺民”!但反过来论,也表现出安于现状,怯于冒险,缺少进取和创新精神,不善把握机会!这一点,在社会转型、体制转换、不太讲规矩的最近二十多年中,使客家人吃足了亏! 俗语说“老实人吃亏”,这话用到客家人身上,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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