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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林照

客家华侨的产生与形成

一、产生原因
1、贫穷而出海
从明中叶起，由于人口膨胀，缺粮情况日益严重，此外受世界经济、工业革命大调整之影响，东南亚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得以开采，从而吸引了大批冒险的客家人。福建、广东等省，侨居今天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亲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包括客家人）开始日渐增多。明中叶后，梅州地区的客家人，就已开始感受到缺粮的威胁。清初“实川迁移”，便是缺粮威胁加剧的反映。缺粮的实质就是人多田少，人口增长率达到当地无法承受的结果。梅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均土地面积非常之少。蕉岭、丰顺等地因地狭民贫的情况也特别严重，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好远涉重洋，外出谋生。如蕉岭县因地狭民贫的情况特别严重，赴吕宋1/10；赴印尼者，还有赴金山者。至者以淘金为业，地属大吕宋，甚至去苏喇者。 在丰顺县，土地愈少，生活愈困难的人村落出洋谋生的人就愈多。如第三区，因常受水患，多往南洋经营工商业。三区人稠，亦多出洋谋生。 因而即使是在清廷禁海迁界，严令越界偷渡出海者一律处死的情况下，梅州地区的客家人也还是有不少人自甘冒死偷渡到台湾去耕食的。当时他们的信条是“饿死不如浸死”。其情之苦，可想而知。所以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下令解除海禁，招致其他各地流移民或山瘠居民与迁民一同垦殖时，所有遍及广东东部、北部乃至福建西南部及江西南部无地少地的客家人，均纷纷应招前往。
根据陈达著的《南洋华侨与闽西南社会》一书的统计，表明因生计困难而侨居海外的，占华侨总人数70%，因南洋有亲戚而去投身的占华侨总人数的20%；因天灾而去的占华侨总人数3%，因其他原因而去者占华侨总人数7%。由此可见，客家华侨出国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谋生的需要。
2、因政治迫害而出海
客家华侨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去者，属于这方面的人，以时间为序，大致可分五类。一为南宋末年，崖山兵败，义不帝“虏”者。在各类侨胞中，以当时随文天祥勤王之客家人占多数；二是元人进入南方后，客家人因不堪民族压迫，和歧视之苦 ，愤然出国，另寻安身立命之所者；三为清末太平天国余部汪海洋等南下继续抗清，在梅州地区全军覆没，其未在战场上牺牲者，有一部分逃往南洋诸岛，另外，由于当时清廷下令两广，所有姓洪的都斩尽弑绝，洪氏族人除了改姓隐匿外，有相当一部分洪姓同胞迁往南洋诸岛；四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原由粤东和粤北前往粤西垦食者，为了避免当地地主豪绅的武装攻弑，而往南洋诸岛者；五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及抗日战争期间出走南洋。
因外出谋生而出海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工的需求，也对客家人迁居海外产生影响。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获得较大发展。西方殖民主义在占领南洋群岛后，需要大量劳工从事群岛的开发，勤奋吃苦的华人被贪婪的西方殖民主义者视为榨取最高剩余价值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利用各种手段，连诱带骗地把华工当“猪仔”，强迫和利诱华工签定“卖身契”，这形成了历史上的“契约华工”。在汕头港口专门为洋人代办买往东南亚“猪仔”的客栈有30多间，粤东有许多客家人就是从这两个港口被卖“猪仔”出去的。
当然，在当时在南洋谋生比在中国容易，去南洋被称为“过番”，意味着发财。客家人的“过番”同其他人一样，除了有被迫的一面之外，也有寻求发财求生存的一面。

二、时间
据史学家考证，华人在秦汉时期已通海外。华人定居海外的最早记录是东晋时有高僧法显去印度取经，乘船回国时在耶婆提（爪哇岛）发现有华侨村。唐代时，广州、杭州、泉州已成为中国对外国际性商贸港口。宋代，南洋已有固定通往广州、泉州的船班。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早被传为佳话，誉满全球。由此可见，华人定居海外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那么，客家华侨华人产生在哪个年代？
据有关人士考证，第一个出国的客家人，大概是广东梅县松口的卓谋。据史料记载，宋朝末年（1227），元兵侵占中原，进入江西、广东，占领广东嘉应（即梅县）。宋帝封文天祥为信国公，令其征兵抗元，他征集8,000勇士与元兵激战，曾一度收复梅州，因寡不敌众退至松口，但将士英勇善战，舍身救国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松口的仁人志士，卓姓800壮丁，自愿参战，终因兵力悬殊，援兵缺乏，败走潮州，乘船退至广东新会南海水域，溺死者十之八九。卓谋幸免于难，召集幸存者，乘船漂泊到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岛）定居，开垦荒地，创家立业，现有中国城址为证。卓谋及伙伴已成为有据可查的客家人中最早出国的华人，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客家人中较早出国见于史籍的还有：清朝乾隆年间（1736），广东嘉应数以千计的普通百姓，背井离乡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打工谋生；乾隆十年（1745年）广东大埔人张理、丘兆和，福建永定客家人马春福等，从潮州搭船准备到印尼巴达维亚谋生，不料漂流到马来西亚的海珠屿。张理是这些人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他教人伐木筑屋，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当地人一起把海珠屿建设成为富庶的岛屿。他造福于民，被当地人称为“大伯公”。华侨和当地人为纪念他的功绩，建有“大伯公庙”，碑文曰：“五属之侨，凡有功绩，不自以为功，而归功于大伯公。”
据罗香林说：“客家人士，以迁移而侨居于南洋各地与南北美洲的，多始于宋高南渡之时。自南宋首都临安被元人攻陷后，君臣南下，奔走岭海。客家人士，多起而出师勤王，而文天祥辗转抵抗元军之地域，更为客家居住之所在。正气之所感，使抗元的意识，更为强烈。后来宋帝 崖山兵败，遗民多相继逃亡海外，而交趾、占城、爪哇等地，浸为彼辈侨居之良所，就中自不少客家人士。”到了明末清初，客家人士赴海外经营工商业，因而在南洋各地置田园，长子孙的，为数更多，更进而开辟埠头。
乾隆中叶（1756—1776），嘉应人罗芳伯等，在婆罗洲的坤甸一带，建立以企业管理形式的兰芳公司。其时在那里的客家侨民已有数万人，他们多是罗芳伯以前外迁去的。在这时期，南洋各地，如安南、暹罗、缅甸，以至马来半岛，印尼各地，皆已布满了很多客家华侨。在清初，暹罗地方，已有客家华侨，至今暹罗王宫所唱的颂祖诗歌，调子还是同客家山歌一样。此外，如开辟吉隆坡的叶来，原籍惠州，开辟霹雳埠的郑嗣文，原籍增城。他开辟的时代，虽在道光（1851）以后，然马来半岛各地的客属华侨，其中迁入侨居的，当必早于是时，南洋今印尼各地，更为客属华侨最占优势的所在，其侨居历史，必然更长远了。其后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余党，与咸同年间广东西路“土客械斗”被迫人士，以及刘永福所部的黑旗军人士，其走避海外的，为数更多。而赤溪（现已并入台山县）与惠州等地的客籍人，则很多更远赴南北美洲或西印度群岛，原在当地做工的侨民逐渐成为望族了。闽汀与惠潮嘉的客民，在这时期，则除在中南半岛，南洋各地发展外，更有远至非洲与印度及澳洲等地因经营各业而侨居的。虽然海外侨民与海外侨居，性质未必相同，然亦可推知客家人逐步迁移与海外扩殖的关系。

庄林照

客家华侨的分布

客家人在海外可谓遍布天涯海角，有人这样说“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海外究竟有多少客家人？
到目前为止，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说法，这主要是对客家华侨华人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比如，是以出生地域（客家人祖籍地）还是以客家方言进行身分界定呢？或者两者需要兼而有之？客家华侨华人后裔，既不是出生在客籍地，也不会操客籍语言，是否能算客籍华侨华人？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所以很难得到精确的客籍华侨华人统计数据。
现在，有说1000万者，有说700万者，有说500万者。据1982年9月26日泰国《世界周报》报道：“客家人居海外者达700万之众”。而1986年新加坡《客总会讯》第12期报道：“客家人数为500多万”，这是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也就是说在中国海外3000多万华侨华人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客家人。
具体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日本：12，000多人； 越南：300，000人；
柬埔寨：3，000人； 泰国：370，000人；
缅甸：100，000多人； 沙巴：70，000多人；
印尼：450，000人； 菲律宾：数千人；
东帝汶：3，500人 印度：数千人；澳大利亚：11，000人； 马来西亚（含新加坡）：400，000人
大溪地：7，000人；
加拿大：30，000人； 巴拿马：4，000多人；
美国：10，000多人； 牙买加：20，000多人；
檀香山：10，000多人； 古巴：数千人；
圭亚那：5，000多人； 苏里南：数千人；
千里达岛：10，000人； 沙劳越：数千人；
巴西：2，000人； 阿根廷：数百人；
留尼旺：6，000人； 英国：数百人；
荷兰：数百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1，000多人；
毛里求斯：25，000人； 秘鲁：数千人；
非洲（主要在南非）：约10，000人 。
一般说来，在19世纪末，客家华侨华人主要聚居在南洋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东印度等国家。这里还必须介绍一下有特殊地位的香港、澳门、台湾客家人的情况。
香港原属广东宝安县的一个荒岛，属客家人的滨海地带，是由附近客家人在此捕鱼和种地慢慢发展起来的。迄今香港的“土老”，如上水、元朗、大埔、沙田、西贡、荃湾等原居民多数是客家人。300多年前，香港就有人称之为“客家村”。清康熙年间，粤东一带的客家人经沙头角到现在的九龙香港仔、荃湾一带垦荒，在现香港仔柴湾一带垦荒的五个客籍家族，建立了大坪村，西村等，并以姓氏为名各建立了自已的屋村，如罗屋，成屋，陆屋和蓝屋等。
1842年，香港租让给英国之后，因城市初建，需要大批劳动力，这时粤东客家人大批涌入香港，其中善于采石的五华人、龙川人为多。位于沙田望夫石下的“曾大屋”，是粤东客家人当时大量涌入港九的里程碑。后来，香港新界的人不断迁往英国、荷兰 、加拿大等国，其中香港迁入英国的绝大多数是客家人。香港目前有500多万居民，据估计客家人有170万至20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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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华侨的贡献

几百年来，海外客家人刻苦耐劳，艰苦拼搏，团结互助，在长期的图生存，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将客家人的优良传统与精神品质如爱国忠义，开拓进取，劬劬创业等进一步发场光大，与侨居地人民和睦相处，胼手胝足，共同创业，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作为对祖籍地的回报，他们对祖国的革命与建设，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 对侨居地的贡献
如梅县松口镇张榕轩昆仲在当地建大桥、医院、学校等。客家学校如华文学校等（待补）。
二、 对祖居地的贡献
1、 关心祖国家乡的经济建设
海外客家华侨经几百年艰苦努力，终于在侨居地建立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不但关注侨居地的建设和福利事业，很多人更重视对祖国家乡的经济建设，对侨乡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末明初的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祖籍广东大埔，18岁到雅加达拓荒，种植橡胶园和开采锡矿，成为南洋首屈一指的巨富，被清朝委任为驻新加坡总领事。他曾投巨资修建广三（广州至三水）和粤汉（广东至武汉）铁路。又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该公司酿造的白兰地在1914年美国三藩市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奖章，现在中国出口的金奖白兰地就是张弼士的杰作。此外，他还在广州、雷州、惠州、佛山创办种植业，并捐资广州中山大学修建庞大的校舍和广州岭南大学一座纪念堂。
又如，祖籍广东梅县松口，在南洋拓荒的张榕轩和张耀轩兄弟，曾投身张弼士门下谋生，发迹致富后，与松口华侨谢梦池投巨资修建潮汕铁路，全长40公里。20年代中期，梅州客家华侨始在家乡捐资兴建公路，大大改变了过去“开门见山，出门爬山”的交通状况，方便了华侨出入侨乡。从1927年至1933年为梅县兴建公路的鼎盛时期，先后修建梅松、梅宫、梅西等10多条公路，并组建了不少车行公司，其资本数额不等，其中主要者，请见下表。
表1 客家华侨（梅州地区）投资公路建设一览表
创办年代（年） 公 路 名 称 经营形式 主要投资人 侨居国 资本额（银元） 其中侨资（%）
1927 梅松公路（利群公司） 股份 饶弼臣等 印尼 80，000 60
1932 梅丙公路（益通公司） 股份 刘氏 印尼 30，000 50
1932 梅南公路（益民公司） 股份 潘氏 印尼 80，000 20
1932 梅瑶公路（富有公司） 股份 李暂麟 缅甸 60，000 50
1933 梅石公路（永兴公司） 股份 不祥 印尼 75，000 33
1933 梅太公路 股份 高荣初 印尼 50，000 50
1934 蕉武公路 股份 罗氏 印尼 75，000 50
1934 梅西公路（义学公司） 股份 不祥 东南亚 50，000 50
1934 梅正公路 股份 不祥 印尼 60，000 60
1934 丙蓬公路 股份 不祥 印尼 30，000 50
1935 梅畲公路 股份 不祥 东南亚 80，000 50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料汇编》（1840——1949）第二卷，广东部分（第四编），1960年，第3—4页
20世纪30年代，梅州客家华侨先后在梅城、丙村、松口三地建起梅江、锦江、梅东三座大桥。客家华侨在家乡捐建公路，大大改变了过去“开门见山，出门爬山“的交通状况，方便了华侨出入侨乡。
客家华侨还广建屋筑街，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梅州客家华侨在梅城、松口、丙村三个市镇投资兴建的房地产共有1298户，共投资6，228，000元，约占当地私房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马来西亚华侨姚德胜则是回乡投资的先驱。1910年他返回故里创办纺织厂，首开嘉应五属在乡兴建现代工业之先河。梅州客家华侨回乡投资主要在辛亥革命之后。根据1959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所作初步调查，新中国成立前，梅州客家华侨投资的企事业，除房地产业外，还有商业、金融业、工业、交通业、服务业和矿业等，详见表2。

表2 梅州客家华侨回乡投资一览表
部 门 户 数 投 资 额（元）
房地产业 1298 6，228，000
商业 152 3，540，870
金融业 60 2，037，430
交通业 32 939，000
服务业 35 733，450
矿业 5 340，800
合计 1596 14，771，850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料汇编》（1840——1949）第二卷，广东部分（第一编），1960年，第40页

2、捐资兴学，赞助教育事业
重视教育是客家人的传统观念。因为客家人多数居住在穷乡僻壤，山多田少，读书便成了客家人谋生的一条出路，形成了“家庭生活再穷苦，卖屋卖地也要供子弟上学读书”的社会风尚。正是在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意识的影响下，不少客家地区发展成为人才辈出的人文秀区。
在海外的客家人一方面受家乡重视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感到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对谋生和事业的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每到一地，只要有所发迹，首先想到的是兴办教育，培育后代，同时也非常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把兴办教育当作义不容辞的天职和报效桑梓的头等大事。梅州市重点侨乡县80%以上的中、小学校均是海外侨胞捐资创办的。如全国重点学校梅县东山中学创办于1913年，由华侨丘燮亭、谢逸桥、叶子彬等人创办，仅丘氏一人就捐赠大洋近万元。从1913年至1949年东山中学的建校费用和常年经费，基本上都是由本地华侨捐赠的。五华县三间重点中学华城中学、水寨中学、安流中学均是马来西亚华侨李桂和先生创办的。大埔、丰顺、兴宁、平远、蕉岭不少学校都是华侨捐资创办的。这些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人才散居在世界各地。
祖籍福建永定、旅居新加坡的胡文虎，热心公益事业，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20世纪上半叶先后在海外创办和捐助学校达40多所。在国内，由他捐助过的大学有大厦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学院等，捐助过的中学有汕头回澜中学、汕头女子中学、石中学、正始中学、海南琼海中学、福建厦门双十中学等；三十年代，为了普及教育，他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捐资350万元，在全国兴办1000所小学，其中计划福建省兴建100所，广东50所，全国其他县则每县一所。不久，福建已建20多所，全国仅完成300多所，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尽事业，余款被国民党政府移作购买救国公债。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客家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报效桑梓的心愿付诸实现，关心家乡文教事业发展，捐资办学形式多样。以梅州为例，第一，重点支持家乡教育的硬件建设。广大侨胞支持家乡教育事业最普遍的方式是捐建和扩建学校或改善办学办公条件。目前，梅州市各类学校中，有许多是华侨独资兴建的，如曾宪梓中学、田家炳一中、丰顺中学、永光中学等。田家炳先生先后资助中国大陆嘉应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30间大学兴建师范教学楼，累计建筑面积达40万平方米。第二、设立教育基金和奖教奖学金。如香港嘉应商会与32乡贤共同发起募集嘉应大学办学基金1200万港元，用于建造嘉应大桥，将所收机动车过桥桥费用于补充嘉应大学的办学经费。曾宪梓先生捐1亿元在中国设立教育基金，每年用基金利息奖励优秀教师。同时侨胞积极响应家乡政府号召，踊跃捐助教育基金，仅1994年首届教育基金百万行中，侨胞姚美良、陈泰来等就捐资共301万元。第三、推动教育软环境建设。如田家炳先生于1997年他邀请国家教委领导及全国17所师范院校校长考察梅州教育。同年12月，曾宪梓博士邀请由80多们教授、专家组成的“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梅州考察团”到梅州考察，加深了各界对梅州教育的了
解，加强了与国内外的联系。第四、关心教师、培养和稳定教师队伍。侨胞充分认识到师资质量和教师队伍的稳定对于教育的重要性，田家炳先生先后委托广东教育学院、嘉应大学等院校代培师资；萧畹香先生捐资80万元给山区教师在县城建房，并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奖励长期扎根于山区的教师及子女。在广大侨胞的捐助下，梅州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于1996年顺利完成“普九”验收工任务，而且在教育质量、办学条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梅州“文化之乡、华侨之乡”更是名声在外。
3、支持中国革命
海外客家华侨华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将领和革命志士。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客家华侨华人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支持最坚决、最有力。孙中山领导革命的初期，其主要的左右手大多数为客家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初期，客籍留日学生谢逸桥、谢良牧、何天炯、何天翰等23人加入同盟会，不少人还担任重要职务。如谢逸桥为岭东代理主盟人，谢良牧为会计长，何天翰为广东分会会长。他们在宣传革命、组织武装起义、发动募捐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著名者如谢逸桥、谢良牧兄弟，他们先后在梅县松口镇创立师范传习所及体育传习所、松口体育会，并创办同盟会机关报《中华新报》，积极鼓吹革命。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之初，经费缺乏，“谢逸桥、谢良牧慷慨捐赠”。谢家当时是华侨巨富，据谢崇基、谢康基等说：“谢家为了支持孙中山，最后倾家荡产”.孙中山在海外建立革命政党，发展组织，筹措资金进行革命，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在客家华侨华人中进行的。后来，孙中山回到国内领导革命，每次发动起义，都有客家华侨华人在前面冲锋陷阵，直至献出生命。所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此，发自内心地说：“华侨是革命之母”。由此可见，客家人对中国历史进程是有重大影响的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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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著名侨胞与社团

一、 著名侨胞

海外客家人在各个领域出现众多优异杰出的代表人物 ，在某些所在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推动了当地历史的进程。
婆罗洲开埠侨领——罗芳伯
“开埠”是指客家人在南洋某岛某地白手起家，将人烟稀少或毫无人烟的地方，开发成为城镇及至大城市的代名词。这是客家人迁徙南洋后的一项重大事业，其功不可没。
率先在南洋“开埠”的是广东嘉应州人罗芳伯。罗芳伯生于乾隆三年（1738），原名芳柏。“罗大哥”及“罗芳伯”是人们对他的尊称。罗芳伯少时，“负奇气，性豪爽，尤喜结纳”，“自幼文学习武为群儿冠”，“尝于学书习剑之余佐治耕牧 ，遇事勤奋，乡里称之”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35岁的罗芳伯乡试不第，于是“乃怀壮游之志”，与百余名亲戚朋友结伴而行，从虎门“觅出海之路，一帆高挂，飘入万里长空” ，来到被当时华侨称为“金山”的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岛。
在当时，婆罗洲的坤甸，东万律、沙拉满、山口洋各地，尚未开发，到处荆棘丛生，仅有少数广东潮、嘉、惠各属的华侨在这片地广人稀，荒茫未辟的地方采矿和垦荒。罗芳伯到来以后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婆罗洲的坤甸驻扎下来。他有文化、有才能、有胆识、懂武艺、长技艺，既能团结侨胞，又能与当地土人合作，故深受华侨和当地人民的拥戴。其时东万律有大小采矿公司7个，内部互相争斗，外部又有强邻入侵，面临着内忧外患。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曾多次向坤甸一带发动武装侵略。罗芳伯领导华侨和当地人民奋勇当先起来抗击，将荷兰侵略者击退。后来，在卡浦亚斯河下游的地方，有个土酋经常离间土人与华人的团结。罗芳伯联络苏丹势力，东征西讨，势力日益强大，苏丹便将东万律纵横数千里之地归他管辖。这样，在他的辖区内便有了10多万之众的百姓和南北数十里的产金地，如弟恩、猪打崖、坤曰、龙冈、沙拉蛮和山心等地，都归他管辖。
1777年，罗芳伯根据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意见，建立兰芳公司，罗芳伯被尊称为“大唐总长”或“大唐客长”。但兰芳公司并不是“独立政府”或“共和国”的性质，据徐继畲《瀛环志略》曰：“近年粤之嘉应州人，入内山开矿??近已逾万人。择长老为理事，谓之客长，或一年或二年更易。丁口税银由客长输荷兰 ，洋船凳头，亦荷兰征服收。”兰芳公司要向当地政府纳税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而非独立国家。在罗芳伯逝世后才出现的“兰芳大总制”，其辖区也不是荷兰政府下的一个州府，不是什么“国号”。
罗芳伯担任兰芳公司大客长后，领导当地人民和侨民改进落后的农业耕作技术，变荒山野岭为肥沃的良田。扩大矿产的开采，发展交通事业，创办学校，提高当地人民和华侨的素质和文化生活。罗芳伯为了维护辖区内的安全，采取了全民皆兵的措施，组织青壮年参加军事训练，平时务工务农经商，战时集结打仗，并设立兵工厂，制造枪炮，建立巩固的防线。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兰芳大总制辖区内秩序井然，各安其业，文教事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与中国的贸易额也曰益频繁。
经过罗芳伯和当地人民及侨民的披荆斩棘，苦心经营，发展生产，婆罗洲的坤甸，东万律，沙拉满，山口羊各地，由荒凉之地一跃成为富庶的“金矿之乡”，“鱼米之乡”，成为当地人民和侨民美丽的家园。1795年，罗芳伯于西加曼丹逝世，终年58岁。

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
叶亚来祖籍广东惠阳，生于1837年，少年时家境贫寒，只读过两三年私塾。17岁时随同乡到马来西亚古城谋生。最初，只为别人打工，勉强糊口，生活极为艰难。后来，他转到吉隆坡从事采矿行业，由于他生性聪明，重义气，很快就成为矿工的首领。先后被推荐担任芙蓉、吉隆坡的华人甲必丹。在1869至1873年，他三次击败当地酋长、矿场主及私会党为争夺吉隆坡控制权的威胁利诱和枪炮进攻，整顿了社会治安和秩序，被雪兰苑苏丹再次任命为吉隆坡的华人甲必丹兼吉隆坡行政长官，并赠他“巴生、吉隆坡光荣、英勇、胜利而忠诚的华人甲必丹”称号。此后，他把毕生精力献给吉隆坡的开发和建设事业。他以不屈不饶的精神，盖工厂，建商店，修通吉隆坡与各矿区的牛车大道等。他自已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到19世纪80年代，他经营的锡矿开采场达1000多英亩，还拥有锡米冶炼厂、采矿工地维修作坊、种植园、木薯粉加工厂、采石场、砖瓦厂、屠宰场、码头、货仓等，雇工达4000人。他还办学校、建难民收容所，资助医疗事业等，为吉隆坡的文教医疗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他还被誉为吉隆坡开埠先驱，在马华两族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他出殡那天，当地市政府机关停止办公，政府官员和众多的市民为他送葬。直至今日，吉隆坡还保留“叶亚来街”，
每年二月初八，人们还在叶氏宗祠纪念他的诞辰。

万金油大王、报业巨子——胡文虎
胡文虎生于泰国仰光华侨家庭，祖籍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10岁时奉父命回国学习中文，了解国情，四年后返回仰光。料理永安堂药行业务，并学习中医。随着药行事业的发展，他聘请中西医师，苦心研究中外医理，采择中、缅古方，研制出功效卓著的中国膏、丹、丸、散良方成药百余种，制成万金油、头痛粉等良药，畅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同时也风行欧美各大城市。
胡文虎另一伟大事业是对报业的贡献。他在23年内独资创办15家报刊（请见表3），这在世界报业史上，迄今尚无人能超过他。星系报业涵括很广，对中国及东南亚的大众传播影响是非常之深远。

表3 胡文虎创办的星报报刊表
地 点 报 刊 名 称
缅甸 《仰光日报》
缅甸 《晨报》
新加坡 《星洲日报》
新加坡 《星中报》
新加坡 《英文虎报》
泰国 《星暹日报》
泰国 《星暹晚报》
马来西亚槟城 《星槟日报》
沙劳越 《前锋日报》
香港 《星岛日报》
香港 《星岛晚报》
香港 《英文虎报》
香港 《星岛晨报》
汕头 《星华日报》
广州 《星粤日报》
重庆 《星渝日报》
福州 《星闽日报》
厦门 《星光日报》

石油大王——丁家骏
丁家骏祖籍广东省丰顺县，是晚清名臣丁日昌的后裔，早年曾先后肄业于丰顺县立中学，汕头 石中学，后转学新加坡荣华学院攻读英文，所以其英文造诣颇深，中文修养也较深厚。在许多场合丁先生中文妙语连珠，英文出口成章，从而被泰国华人社团誉为“不可多得的奇才“。
丁家骏善于扬长避短，利用自身的优势去适应社会，奠定事业的基础。1952年前，曾服务于香港 与广州的亚细亚油业公司，曾一度出任广州煤油公会董事长，但他发现，他似乎更适合单独从事石油事业，遂于是1952年到泰国创办了泰油贸易有限公司。
万事开头难。丁家骏凭他多年从事石油经营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克服了一个一个的困难，不久就获得美国”宾寨“名牌润滑油在东南亚的代理权，并重点在泰国市场代销。随着泰国工农业的发展和机械、汽车等需求量的增长，泰国贸易公司的客户也不断增多，公司业务迅速扩大，在泰国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丁家骏熟悉市场行情，对泰国经济发展趋势了如指掌，所以在经营业务中能驾轻就熟，应付自如。
丁家骏善于“促销”，虽然公司生产的产品早已声名在外，但公司长期雇佣几十名推销人员在外推销，推销人员可得百分之十的佣金，多劳多得。因此，各种订货单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总部，使总部年收入高达10亿多铢。
由于丁家骏超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才华，使得他的事业青云直上，而成为泰国今日的“油业大王”。泰国贸易公司的经营规模，名列全泰十大油业公司的前茅。

张弼士、张榕轩（待补）

人造革大王——田家炳
田家炳，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大埔银潭乡的一个书香世家。他自幼聪慧，灵敏过人，敦品励学，胸怀大志。1935年，他因父亲去世，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1937年，田家炳与几个同乡合伙组成了一个瓷土公司，大胆地把家乡的瓷土生意做到越南，苦民经营，成为赫赫有名的瓷土出口商。1939年，日军入侵广东汕头，瓷土出口中断。田家炳只身出洋，他先在印尼万隆附近的小镇上经营土特产生意，后来迁到雅加达从事树胶工业，1956年，他成功地创办了印尼第一家塑料薄膜厂。
1958年，田家炳将经营阵地转移到香港，投巨资填海造地，在老海滩上办工厂，开拓塑胶化工业。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工业还处在萌芽状态，技术水平不高，原材料必须从外地采购。因此，工商界普遍认为在香港办实业不合算。尤其去香港创办人造革制造业，更是前景暗淡。田家炳的思维没有受传统看法的束缚，认为人造革制造是自己的老本行，搞起来轻车熟路。逆向思维使他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战略：“别树有花我不采，此树无花等花开”。他在元朗的屯门海边买了30多万平方尺的白茫茫的海滩，发扬精卫填海的精神，经过移山填海，兴建了一座人造革制造厂，引进先进机器设备，请来了日本工程师安装机器，训练工人。1960年底，第一批人造革出厂了，很快以质优价廉打开了销路，香港的人造革加工业从此开始起步。
田家炳以“诚、信”为本，开拓创新，实业日益发展。他创办的田氏化工有限公司和田氏塑料厂，是目前香港最大、也是东南亚最大的人造革制造厂，他因此被誉称为“香港人造革大王”。
田家炳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重视教育，捐款遍及大陆、香港、台湾，总金额数以亿元计。尤其对客家故土情有独钟，在其故乡大埔县捐款举办教育、卫生、体育、文化、宣传等方面大大小小项目200多宗，总金额上亿元。
为了弘扬田家炳博施济众、无私奉献及不慕名利的精神，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现的第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

领带大王——曾宪梓
曾宪梓出生在粤东梅县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他4岁丧父，靠母亲干农活养活兄弟俩，他于1957年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成了山村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之一。
1963年，为解决父亲的遗产纠葛，曾宪梓辞去了广东省农科院的工作而前往泰国。在泰国，他利用其叔父推销领带的机会，了解到香港是一个领带的大市场，决心到香港去创一个自己的名牌。创业难，创名牌更难。曾宪梓开始将自己精心制作的领带取名为“金狮牌”。领带质量虽然很高，但销路却不见好。原来香港话“狮”与“输”音近，香港人忌讳“输”字。于是他下决心改一个吉利的牌名，将“金狮”以英文“GOLD LION”音译与意译相结合，GOLD意译为金，LION偕音为“利来”，天下谁不希望“金利来”呢？
有了响亮的好牌子之后，还需要广而告之。否则，知名度还是提不高。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访问香港，曾宪梓以超人的气魄买下了电视转播乒乓球表演赛的赞助权，在比赛中穿插播放金利来领带的广告。空前的电视收视率给“金利来”广告带来了巨大的效益。表演赛结束后，“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这句广告词家喻户晓。曾宪梓成了“领带大王”，成了香港著名的企业家。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人士，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嘉应大学副董事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嘉应商会永远荣誉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事务顾问。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曾宪梓强烈地思念生他养他的祖国，思念他那贫瘠的客家山乡。他多次捐巨款资助祖国和家乡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其中在中国教育部设立“曾宪梓奖教基金”达1亿元，捐资文教设施项目也超过千万无。他用每一笔捐建成的建筑都凝聚着他炽热的拳拳报国之心，殷殷桑梓之情，是他爱国爱乡精神的极好见证。

二、 客属社团

远在异乡他域的客家人，为利于本侨属的团结互助， 凝集其社会力，便利用客亲和方言等
关系组成社会团体。这些客属社团在海外华人社会和居住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介绍几个著名的客属社团。 1、香港崇正总会
香港崇正总会创立于1921年9月29日，并于1959年5月2日依香港社团法例注册为有限公司。其会员分布非常广泛，除香港本区占绝大多数外，其余分布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内外崇正客属社团多加入该会为团体会员。香港崇正总会以团结海内外客家人，互勉志业，发展工商，兴学育才，救灾恤贫，建立全球客属崇正总会组织为职志。
香港崇正总会的会章是理监事制，每隔三年举行选举。正副理监事长任期不得超过三届，会长由德高望重、热爱崇正的客属人士担当，同时聘请世界各地客属乡贤为顾问。每届新任理监事长，依法呈报香港政府备案。
香港崇正总会分普通会员及永远名誉会员，普通会员入会时纳入会基金港币十元，及每年交年费二元。永远名誉会员是入会时一次缴纳基金伍佰元，以后无须缴交年费。另外会员凡捐一万元者列衔为永远名誉会长，捐三千元者列衔为永远名誉常务理事，捐一千元者列衔为永远名誉理事。如团体会员，则收入会基金五十元，每年交纳年费二元。会员居香港者，有选举及被选举权，如居外地者，则属海外会员，无须缴纳年费，也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香港崇正总会组织严密规模宏大，会产有崇正大厦、崇正大楼、崇正中学、崇正小学，并置有南湾海泳棚及各项康乐设施。
香港崇正总会于1971年举行50周年金禧纪念，并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世界客属恳亲代表大会。香港崇正总会成立七十多年来，除发展会务外，对国家社会亦作出无私贡献，如抗战时为捐款购机救国，一天曾劝募数十万元。对于救灾恤贫更是竭尽绵力。1980年始，香港崇正总会还代为办理新加坡政府为促进星港间文化交流而特为香港青年设立的奖学金的奖学工作。
2、南洋客属总会
1923年5月初，新加坡客家先贤汤湘霖、何促英、邓振卿、蓝禹甸、梁谷勋、刘登鼎、陈翼扶等，鉴于客家人士南来日众，散布区域日广，人事交接日繁，社会关系日密，遂议定设立“客属总会”。
南洋客属总会由应和会馆、茶阳会馆、永定会馆、丰顺会馆、惠州会馆、三和会馆共同负责募捐、筹建，于1926年春开始建筑，于1928年冬共庆落成。翌年秋，举行开幕典礼。并公举胡文虎、汤湘霖、蓝禹甸三先生为第一届正副会长。经数十年不断革新，会员日众，人才辈出，对社会国家作出诸多贡献！
3、 泰国客属总会
1927年12月27日成立，前身是集贤馆，由梅县人李家仁、任福建立的，现有会员几万人。
该会宗旨：联结同侨情谊，维持工商生计，共谋社会福利事业及会员同乡福利。其领导机构为理事会，每届四年，下设文教、体育、宣传、妇女、福利、工商、联区、青年8年委员会。该会成立以来，组织不断状大，影响越来越大，在泰国所属会馆中仅仅次于潮州会馆。多年来，该会维持了会员的合法权益，推动了泰国华人教育、福利、慈善、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并在增进泰中两国友谊，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家乡建设及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
4、欧洲崇正总会
1990年9月，欧洲客属华人的联合组织——欧洲崇正总会联合会在伦敦成立。该会的宗旨是联系及团结全欧洲客家人士。这是一个跨国家跨洲际客属团体，它对联合全欧洲客属华人互助合作、增进情谊具有重要意义。
5、马来西亚客属会馆（待补）

以上资料来源于《客家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