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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玄"字的本义是一种深赤而近黑的颜色,所以许慎《说文》引意解为:玄,幽远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玄之门",言道幽深微妙。"玄学"之称的由来,正是因为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所以"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清谈家们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围绕着《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玄妙深奥的书展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都与国计生民无关,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如儒家学者范宁就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但窃以为,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说地明白点,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庄子注》,此书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郭象主张崇有论,认为无不能生有,说"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齐物论注》),又主张"名教即自然"。玄学并不完全排斥孔学,它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即所谓"引老入儒",调和儒道两家。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郭象作《论语体略》,都尽力把玄学和正统儒家名教加以融通。玄学也尊孔子为圣人,然而把孔子玄学化。如王弼认为孔子贵无,嵇康则言孔子善于养生。其实,即便是攻击礼法之士的玄学家也重视儒家观念,阮籍说"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嵇康在家中提倡儒家道德,说"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让;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南北朝时,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玄佛合理。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做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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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熹ㄡ欠ㄒ尒有罪吗,人总是自私的。
庄姓世家本不凡,雪山飞狐好少男,辉越无限烦烦烦

义,"义者,宜也"(《中庸》),便是"适宜"的意思,后来则代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尊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这概念出现得很早。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

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有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也认为"义以生利",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

孔子的义利观显然是大题目,不才所学甚浅,故再引卫君翰兄一文,该文观点新颖,见地颇深,今摘录如下——

举一些论语中的例子,简要说明一下孔子思想中的义及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事情,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

这章直接说明了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会改变的。

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徒…是吾忧也。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是我害怕忧虑的啊。

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徒义…知道义了之后便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

以上这两章说明义由知而来,而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变化。

里仁篇,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切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另解为自己心中容易产生怨恨)

宪问篇,子路问成人….见利思义…利益当前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见有所得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宪问篇,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公叔文子对于合于义的东西才拿取,所以别人不觉得他真的有拿取。孔子说:这样吗?真是这样吗?言下之意为孔子不太相信公叔文子已经真的做到此一境界了。

述而篇,子曰饭疏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经由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而言只像是天边的浮云一般。意为看看就算了,怎么也不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它的。

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了解义,行事也以义为标准。小人了解利,所以行事易追逐利益。

卫灵公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至于像小人一样,一旦穷了就放滥横行。意为君子重义,不像小人一般因穷困便无所不取。

以上七章说明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子路篇,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只注意小利,只追逐小利就难成大事。意为不因取小利而失大事能带来的大利,这是义。

泰伯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天下有道,就应该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义);天下无道,就应该隐藏起来(是义)。在有道的国家里,贫穷且地位低下是一种耻辱(也是义);但是在无道的国家里,大富大贵也是耻辱的啊(还是义)。此章充分点出君子应该要能掌握义的原则来决定个人的进退,而非一昧地追逐富贵及利益。请注意孔子并未指出隐之后要作什么,至少他自己就不是单纯的隐居起来,因此这里也还隐藏了一个义。

宪问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原思问孔子何谓耻?孔子回答: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在无道的国家里也还是为官领俸,就是耻了。此章指出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是无可厚非的(是义);但要是国家无道,为官者必须尽全力改变形势,期使无道转回有道(也是义);如果实在无力回天,则不应继续为官领俸了(还是义)。否则就是耻辱了。

卫灵公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国家有道时出仕为官,国家无道便引退而隐居起来。

先进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所谓的大臣,应该是能以正道辅佐君主(这是义),若发现无法做到这个境界,就应该请辞(这也是义)。

季氏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在职位上必须全力以赴,如果实在做不到就应该请辞。

以上六章说明现实生活中义与利的配合。基于以上的观察、了解,应有下列四点结论:
1.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熹ㄡ欠ㄒ尒有罪吗,人总是自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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